直播打赏的钱，还能要回来吗？一文看懂打赏返还的裁判规则与实务边界 | 乾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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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争议

关于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同法院对于主播与用户之间是否具有法律关系以及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裁判意见并不统一，笔者根据已公开的裁判文书整理，得出法院主要对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性质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该观点常见于早期的此类纠纷案件，持这种观点的法院认为2，充值与打赏系一个完整的消费行为，通俗来说，将用户在平台购买虚拟币的行为视为在游乐场购买游戏币的行为，用户虽然将虚拟币打赏给主播，但直播服务属于平台的一个栏目，本质上主播仍依附于平台，用户与平台构成服务接受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法院的核心裁判逻辑在于，用户观看直播无需以打赏为前提，打赏系基于对主播表演的认可而单方自愿作出的财产给付，由于打赏时未设定义务，故该行为系无偿、单务合同。支持赠与合同说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行为外观来看，用户观看直播并不受限制，并无付费、打赏等合同义务，也无金额大小的限制，用户打赏纯属自愿；

其二，从主播的直播展示来看，并非按照打赏人的意愿进行特定表演，打赏不能直接视为直播服务的对价；

其三，从打赏金额来看，打赏行为具有任意性、随机性特点，金额不固定，更符合赠与合同无偿性的特征。

作为权利受到侵害的另一方配偶，往往会以“赠与合同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根据《民法典》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行为一经完成，且不存在法定撤销或无效事由，原则上应认定有效，但若打赏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则认定为无效。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将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打赏行为定性为网络服务消费或有偿服务合同。该观点目前已成为现行的多数裁判观点。从交易结构角度，由于用户一般是通过先将现金充值到平台中，将现金转化为虚拟货币/礼物后再进行打赏。从社会实际角度来看，用户向主播打赏，不仅增加了自身观看体验，亦能通过打赏获得主播的关注和互动，享受账号升级提权和其他增值服务，进而获得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故将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打赏行为定性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对用户与主播之间的关系不应一刀切视为赠与合同关系或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应具体区分网络打赏场景。如用户打赏时未给主播设定义务，或有超出正常范围的接触，且打赏款项远高于一般打赏金额，或为维系婚外情、附结婚或恋爱等特殊条件的定向赠与，可考虑定性为赠与合同关系；但如打赏行为是偶发性的，打赏者与主播之间并无不当接触，且款项亦符合一般打赏标准（如类似于语音厅，是需用户先付费点歌），则定性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则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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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支持退回的情形

无论将打赏行为定性为赠与还是网络服务合同，在涉及夫妻共同财产保护的场景下，法院支持返还的核心依据主要集中于以下情形：

实践中，若打赏者与主播之间双方聊天内容暧昧，线下交往，甚至婚外不正当关系等情节，法院倾向于认定该打赏行为并非单纯消费，而是以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为目的的赠与。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5年度家事纠纷典型案例中，钱某与女主播于某从线上关注发展到婚外不正当关系，法院认定其“突破了主播和粉丝正常的互动关系，其打赏金额明显高于正常网络娱乐消费水平，系以维系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目的的赠与，在损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同时也有悖公序良俗，理应无效。”

打赏金额是否过高，不能仅看单次数额，更要看累计总量。例如，在（2026）粤20民终724号案例中，周某累计打赏124万余元的案件中，尽管单次打赏多低于200元、最高不超过3000元，但法院仍将长期、多次的系列行为整体评价，认定构成挥霍，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指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另一方同意，长期、多次向特定网络主播打赏，累计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的，该系列行为应整体评价，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挥霍。”

但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消费水平的判断具有个案性，对于“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并没有固定金额标准，需要结合个案中夫妻家庭收入、负债以及当地消费水平等因素来综合认定。

法院认定主播构成欺诈性诱导，通常需综合审查以下关键因素：

其一，主播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如隐瞒已婚身份、虚构人设、编造故事情节等；

其二，主播以建立或维系恋爱、暧昧关系为名，主动诱导用户进行大额打赏；

其三，用户基于对主播虚构事实的错误认识而作出的大额打赏，即打赏决策系基于对主播虚构事实的错误认知，而非对直播内容本身的自愿认可。

在该种情形下，主播不仅涉及到民事纠纷，甚至还可能涉刑，例如郑某诈骗案当中3，被告人郑某最后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