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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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量刑建议十一年，判处五年半——非法集资主从犯的证据甄别与司法认定
一、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认定杜某两节事实，分别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且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杜某在集资诈骗罪一案的事实中为主犯，结合涉案金额与情节当庭提出有期徒刑十一年的量刑建议。
而本案中，案涉集资诈骗项目经营主体由杜某同案犯实际掌控，办公场地选址、房屋租赁合同均由该同案犯独立办理，全部集资款项由其占有、支配。杜某并未参与核心业务，仅受同案犯邀约偶尔到公司 “露脸撑场面”，不享有集资资金支配权限，没有获取大额犯罪分成。
庭审中，辩护人就集资诈骗罪提出无罪辩护意见，设置罪轻备选路径。法院审理后认定杜某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当数罪并罚；不采纳公诉机关集资诈骗罪主犯的指控，认定杜某在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最终判处杜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二、辩护难点：检察机关定罪逻辑与同案生效判决的现实拘束
本案辩护核心冲突在于：控方依托大量言词证据印证主犯身份，加之存在同案犯（主犯）生效判决的背景，辩护工作需要同时应对证据认定与程序效力两方面现实阻碍。
（一）检察机关指控逻辑与量刑思维
公诉机关指控杜某成立集资诈骗罪且为主犯，证据体系高度依赖言词证据：一是涉案业务员的证言，指称杜某系 “幕后老板”，参与融资政策制定、组织业务会议；二是多名被害人报案笔录，称同案犯为明面经营者，杜某属于幕后实际控制人；三是同案犯供述，表述杜某参与公司决策与融资方案拟定。控方据此推定杜某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主导整个集资诈骗活动。
本案控方客观证据较为薄弱，缺乏书证、资金流水等直接证据证明杜某管控集资资金、参与利润分配或设计融资模式，主要依靠多份言词证据相互印证得出主犯结论。量刑层面，结合集资诈骗数额巨大的情节，基于主犯地位评价，依据《刑法》第192条提出十一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该指控逻辑存在将形式性到场、象征性参与直接等同于实质主导行为的倾向，弱化了资金控制权、业务决策权等客观要件在主犯认定中的权重。
（二）同案生效判决带来的事实认定压力
本案同案犯已有生效刑事裁判。司法实践中，生效裁判确认的基础犯罪事实具有预决效力，后案审理共犯时，审判机关往往会尊重前判决认定的基础事实，存在直接沿用前案对共犯地位倾向性评价的审理惯性。
但笔者认为，生效判决确认整体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并不当然推定其余共犯在共同犯罪内部的层级地位；参与共同犯罪，不等于当然构成主犯。本案不利于被告人的言词证据数量较多，即便证言本身内部存在矛盾，也给辩护方的证据反驳制造现实阻力。本案辩护难点集中体现为：在大量不利言词证据与前案生效判决的背景之下，如何剔除主观推测类证言，回归客观行为要件，否定主犯身份的指控。
三、辩护过程
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针对两项罪名搭建分层辩护方案：集资诈骗罪优先作无罪辩护，同时设置罪轻备选路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攻罪轻辩护，重点论证从犯、自首、坦白情节，依次完成庭前准备、庭审质证、法庭发问与法庭辩论。
（一）庭前准备
辩护人梳理了卷宗的证据矛盾，针对集资诈骗罪确认核心待证事实：经营场地决策主体、杜某到公司的频次、是否介入核心业务、集资款实际管控主体、犯罪收益分配情况、是否参与宣传与模式设计；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核实自首、坦白成立要件。
（二）庭审证据质证抗辩
辩护人针对控方证据分组发表质证意见，贯彻重客观证据、排除推测性证言的证据规则：
第一，针对业务员证人证言。“幕后老板” 的评价属于证人主观推断，并非亲身感知的客观事实，应当予以排除；不同证人之间、证人与同案犯供述之间，就政策制定、业务管理等关键事实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缺少客观证据补强的情况下，孤立言词证据不应采信。
第二，针对被害人报案材料。侦查机关制作的多份报案人笔录对杜某身份的描述高度模板化，缺少被害人亲身感知的具体事实细节；部分现金交易的陈述无财务书证佐证，真实性存疑。
第三，针对同案犯供述。同案犯对政策制定、利润分配等关键事实供述前后反复，相关内容没有书证、流水佐证，真实性存疑，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针对审计报告。认可审计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但审计机构不得超越会计专业范畴作出 “实际控制人” 的法律定性；审计材料未能建立杜某与集资款接收、分配的直接关联，不能证明杜某占有处置集资资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证据，辩护人不持异议。
（三）法庭发问与法庭辩论
通过法庭发问向被告人固定客观事实：办公场地全部由同案犯负责，杜某未参与选址签约；前往公司频次极低，到场仅为应同案犯要求 “撑场面”；不接触、不掌控集资资金，不存在收益分成约定；未参与融资方案设计、对外宣传、投资人洽谈等核心业务。
法庭辩论采用阶梯式辩护策略：其一，无罪层面，杜某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未实施集资诈骗核心实行行为，指控其构成集资诈骗罪且为主犯证据不足；其二，罪轻备选路径，即便法庭认定集资诈骗罪成立，杜某行为仅起到次要、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其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部分，杜某受雇佣参与犯罪，系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具备自首、坦白情节，请求从轻、减轻处罚。
四、裁判思维解读
本案完整采纳集资诈骗罪认定从犯的辩护观点，将十一年量刑建议调整为五年六个月，裁判体现出非法集资共同犯罪审理的多项司法逻辑。
（一）主从犯认定坚守实质作用标准，摒弃了唯言词证据的裁判倾向
依据《刑法》第26条、第 27 条，主从犯划分核心标准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大小，而非其他参与人的主观认知。本案多名证人、被害人指认杜某系 “幕后老板”，该结论属于外部人员主观推断。法院没有直接采信该身份标签，回归客观要素综合评判，重点审查资金掌控、政策设计、业务管理、犯罪所得分配等客观事实。
杜某虽有到场露脸行为，客观上对犯罪存在一定辅助效果，但集资资金、运营决策权均归属同案犯，杜某不具备实质支配地位，据此否定主犯指控。该案明确裁判导向：非法集资案件不能仅凭口头指认即认定主犯，应当以资金控制、决策权限等客观事实作为评判基础。
（二）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对矛盾言词证据限缩采信
刑事诉讼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本案控方证据高度依赖言词证据，证言、供述内部多处事实冲突，缺少客观书证物证补强。审理中法院区分证人亲身感知事实与主观推测内容，将推断性陈述排除于定案依据之外；对前后反复的同案犯供述，不作为单独评价共犯地位的依据，不依靠言词证据数量优势定案，落实孤证不能定案的证据规则。
（三）有限适用同案生效判决预决效力，共犯地位个案独立评价
同案生效判决的预决效力，仅限于已经确认的基础犯罪事实，对各共犯内部地位、作用大小不产生当然拘束力。同案犯生效判决确认非法集资整体事实，但不能直接推定杜某构成主犯。本案法院独立审查杜某个人全部行为，剥离前案对其身份的倾向性评价，结合全案证据独立完成主从犯认定，贯彻共同行为人地位分别评价的裁判思路。
（四）接纳阶梯式辩护模式，准确适用从犯减轻处罚规则
采取 “无罪辩护为基础、罪轻辩护作备选” 的阶梯式辩护，是刑事审判实践中的典型辩护模式。法庭虽未采纳无罪意见，但充分考量从犯的罪轻辩护观点。集资诈骗罪数额巨大对应的法定刑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据刑法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院对杜某适用减轻处罚，结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裁量，数罪并罚确定五年六个月宣告刑，体现对共同犯罪次要参与者罚当其罪的司法价值。
钱树远｜北京乾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专职从事刑事法律业务，执业领域为刑事犯罪辩护与刑事法律风险防控，长期注重犯罪形态及刑事实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