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视域下抵押物涉赃追缴问题研究——善意抵押权对抗刑事追赃的裁判规则、实务困境与权利救济路径 | 示范台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十一条规定，善意取得的抵押权依法具有排除刑事追缴的法律效力，但司法实践中，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存在裁判尺度收缩现象，部分裁判混淆第十一条与第十三条的适用边界，导致善意抵押权实体权利落空。

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监督判例，研究法条适用逻辑和实务裁判偏差，以明确善意抵押权的审查要件，为债权人、投资机构处理同类风险提供实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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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涉赃追缴的

现实冲突

在民间借贷、投融资、金融借款业务中，债权人接受不动产抵押作为债权保障，完成抵押登记、取得民事胜诉裁判后，若抵押人涉嫌诈骗、职务侵占、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事犯罪，案涉抵押物被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转化财物，公安、法院启动查封、追缴程序，由此形成民事优先受偿权与刑事追赃退赔权的直接冲突。

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认知：其一，秉持“刑事优先”惯性思维，认为只要抵押物属于赃款购置，无论抵押权设立程序是否合法，均应当予以追缴优先退赔刑事案件被害人；其二，认为不动产抵押完成物权登记，抵押权人善意无过失，抵押权应当完全排除刑事追缴效力。两种观点的博弈，直接决定大额担保债权能否实现，是高净值主体、投融资机构高频遭遇的刑民交叉财产风险。

从权利本质分析，该冲突本质为公法上的追赃秩序与私法物权公示、交易安全原则之间的价值权衡：刑事程序侧重对被害人的损失挽回，民事担保制度侧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市场交易安全。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经确立实体裁判规则，但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却会产生“法理规则明确，实务裁判尺度分化”的现实困境。

由此可见，赃款购置的不动产，不应当然否定善意抵押权的效力，不得以抵押物属于涉案赃物为由直接剥夺已经合法登记、善意取得的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益。

02

善意抵押权对抗刑事追缴的

规范基础

处理抵押权与刑事追赃冲突的核心规范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该条文确立了赃款赃物上权利负担的处理规则，是此类案件裁判的核心。

第十一条：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该条规范逻辑可以拆解为两层：其一，若抵押权人存在四类恶意情形，即便办理抵押登记，司法机关仍可对抵押物予以追缴；其二，若抵押权人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则执行程序不得追缴案涉抵押物，而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损失救济路径，不能指向该抵押物，仅能向犯罪分子追索其他责任财产，可通过另行诉讼主张权利。

与之容易产生混淆的为该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该条规定多项责任并存下的执行清偿顺位：

第十三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

（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三）其他民事债务；

（四）罚金；

（五）没收财产。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

实务大量错判根源在于混淆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适用边界，二者适用场域存在严格区分。第十一条的适用对象应为赃款赃物、犯罪所得转化财产，其处理顺序应先审查第三人是否为善意，若成立善意取得，则直接阻却追缴，不再进入清偿顺位分配；而第十三条的适用对象应为被执行人的合法自有财产，即只有财产本身不属于赃款赃物，才适用该条进行多项责任的排序分配。

因此，赃物应先审查善意取得（第十一条），而合法财产才论清偿顺序（第十三条）。若抵押物属于刑事认定的赃款赃物，直接套用第十三条进行顺位排序，应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该类裁判可尝试通过执行监督予以纠正。

03

司法实践中的

善意审查尺度极高

司法解释虽已经给出清晰裁判框架，但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善意”的审查尺度仍然极高，且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审查标准通常会更加严苛，该现象是实务中抵押权落空的重要原因。

司法机关原则上应严格适用法释〔2014〕13号第十一条，若抵押权人能够举证证明主观善意、支付合理对价、完成物权登记，则一般会认定抵押权有效，阻却刑事追缴，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举证责任对善意第三人的要求极高，需形成完整证据链以排除合理怀疑。若抵押权人对资金来源、交易背景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或存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异常情形，往往难以被认定为“善意”。此时，司法机关倾向于保护被害人权益，否定抵押效力并追缴涉案财物。因此，在经济犯罪案件中，抵押权人虽理论上享有优先受偿空间，但实际通过善意取得抗辩成功的门槛较为严苛，稍有不慎便面临权利落空的风险。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件，涉案集资参与人人数众多，存在群体性维稳、追赃挽损的办案政策导向。甚至对于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的执行顺序问题，部分裁判中出现突破司法解释的裁判倾向。

对于刑事判决认定为赃款的财产，如不动产，法院除审查该不动产登记簿的公示信息外，还要求抵押权人穿透核查抵押人购房资金来源、上游交易背景，对资金是否存在犯罪痕迹承担穷尽式审查义务；抵押权人无法提交完整核查证据时，可能会直接推定“应当知道涉案背景、存在重大过失”，从而否定善意取得；并且，即使民事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该抵押权合法有效，但刑事执行程序通常不受民事判决既判力约束，执行阶段可能会重新独立作出“非善意”事实认定，直接否定抵押权效力，造成民事胜诉却无法实现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被执行人合法财产的执行顺序问题，部分裁判亦会突破对司法解释第十三条优先受偿债权人的审查，直接按照非法集资特定司法解释规定，将集资参与人退赔顺位前置，架空有优先受偿权债权人的法定优先地位。

该裁判反映出涉众案件维稳、追赃挽损的政策导向，以及实务尺度收紧的现实情况。

04

善意抵押权成立的

实体审查要件

参照民法典物权编善意取得制度，结合法释〔2014〕13号第十一条的规范精神，抵押物涉刑追缴场景下，抵押权人主张排除追缴，需要同时满足三项核心要件，同时需要完成程序层面的事实核查。

主观善意，无重大过失。办理抵押设立登记之时，抵押权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案涉房产系赃款购置，对抵押人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不知情；已经尽到一般市场主体的审查义务，仅以不动产登记簿作为权属判断基础，不存在放任、忽视犯罪线索的重大过失。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善意审查标准极高，抵押权人应当尽可能多地留存全部尽调、审查材料，以及与债务人沟通过程和内容的相关证据等，避免被推定知情。

支付合理对价。要求债权人主债权真实有效，借款金额与抵押物市场价值相匹配，不存在无偿抵押、虚假债务、显著低于市场价值交易等情形，且借款资金已经足额实际交付。

完成物权公示登记或依法获得涉案财产所有权。若涉案财产为不动产或需办理登记的动产，则要求不动产或动产抵押已经在相关登记机关完成正式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具备物权公示对抗效力；若涉案财产为一般动产，则要求该动产已经依法交付给债权人，可以由债权人稳定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主体身份核查。区分抵押权人是否属于刑事案件被害人、集资参与人。若抵押权人本身属于涉案集资参与人，债权本身源于非法集资活动，抵押权保护力度将大幅弱化；只有作为案外独立民事主体，与犯罪资金链条无牵连，才具备完整善意基础。

程序节点核查。厘清案件所处阶段（侦查查封、刑事审判、刑事财产执行），并调取完整刑事裁判文书，核实刑事判决对案涉财产的定性，确认财产是否明确列入赃款赃物追缴清单。同时，还需要梳理抵押设立、民事判决、刑事查封的时间先后顺序，固定程序事实证据。

法律适用清晰。对于赃款赃物，抗辩核心即为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善意取得规则，而不以第十三条清偿顺位作为主要抗辩理由，避免出现法律适用逻辑瑕疵；对于被执行人剩余合法财产，则应以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债权人优先受偿权规则，主张合法优先受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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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外债权人权利救济路径

当抵押物被刑事程序启动追缴处置，抵押权人不宜消极等待处置结果，应当积极地采取救济路径，争取及时阻断不当追缴，维护自身合法受偿权利。

一旦发现抵押物被刑事执行程序拟拍卖、追缴，抵押权人应当以案外人身份，向刑事执行法院提交书面案外人执行异议。依据法释〔2014〕13号第十一条、（2024）最高法执监435号判例，提交包括借款合同、转账凭证、抵押登记证明、沟通记录等在内的全套证据，证明抵押权构成善意取得，请求中止对案涉抵押物的追缴处置，确认抵押权优先受偿资格，阻止财产被不当处置。

若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通过独立民事诉讼程序，适用民事证据规则对善意取得要件开展实体审查，弱化刑事追赃政策导向对事实认定的干扰，通过实体判决确认抵押权效力。

如果基层法院不当抬高善意认定标准，错误适用法条，以维稳、追赃挽损的政策导向架空司法解释，抵押权人可以逐级向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执监判例，主张原审裁判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事实认定偏差，请求撤销错误裁定，纠正同案不同判问题，对权利终局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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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启示与结语

刑民交叉案件中，善意抵押权对抗刑事追缴具有明确司法解释依据，抵押权人成立善意取得的，抵押权效力优先于刑事追缴及被害人退赔请求权，该裁判规则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监督判例所确认。但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存在善意认定标准拔高的实务风险，极易导致债权难以实现。办理此类案件需厘清法条适用边界，防止混淆司法解释第十一条与第十三条，核心是完备固定善意取得的全部证据，恰当运用执行异议、异议之诉、执行监督等救济程序，摒弃“抵押登记即安全”的固有认知。

对于投融资机构、高净值债权人，在接受不动产抵押时，除不动产登记簿审查之外，还应当适度留存交易背景、资金对价、尽调材料等全套证据，做好刑民交叉风险前置防控。当抵押物遭遇刑事追缴时，应当区分法律规则与实务政策偏差，通过专业程序路径，平衡交易安全与刑事追赃秩序，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担保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