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及冻结的实务问题——兼论股东名册的推定效力与执行顺位规则 | 示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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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变更的核心标准是股东名册

根据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²、《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³及第九条⁴等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仅登记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姓名或名称，并备案发起人认缴的出资数额。与有限责任公司不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不属于工商登记事项。因此，在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情形下，无论是股份受让人还是外部第三人均无法通过工商登记信息判断股东是否已经变更。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证券法》《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我国部分地区已探索通过区域性股权市场进行股份登记托管。各省份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是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合法交易场所，为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及相关活动提供基础设施与服务。因此，对于已经在地方股权交易中心办理股份托管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交易相关方可以在托管中心查询股东变更事项。

新《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制作股东名册并置备于公司。股东名册应当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各股东所认购的股份种类及股份数；（三）发行纸面形式的股票的，股票的编号；（四）各股东取得股份的日期。”

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股票的转让，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 

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确立了股东名册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身份确认的核心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下）》⁵中的观点：股东名册是确定特定主体是否对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股东权利的推定性证据。通常情况下，无论哪种类型的股份有限公司（无论其是否上市或挂牌），股东名册对证明该主体对公司享有股权具有关键作用。

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将股东名册作为认定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资格的首要依据。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执复19号案件中认为：

（2020）最高法执复60号、（2022）鄂01民终4059号等案件亦持相同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股东名册具有核心地位，但股东资格的认定并非仅依赖单一证据，实务中一般结合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支付股权对价、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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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份转让进行限制

但原则上不适用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向其他股东转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有限制的，其转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根据上述规定，非上市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另行对股份转让进行限制。司法实践中，在新《公司法》施行前多数法院均支持股份公司章程约定限制股权转让的条款。比如（2020）最高法民终1224号、（2022）京民终67号等案件。

对于本文讨论的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而言，其股东人数少于200人，有观点认为此类股份公司具备较强的人合性特征。因此，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如果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章程中约定了优先购买权条款，则法院一般倾向于认为有效。比如（2020）最高法民终1224号、（2017）苏民终66号、（2018）京01民终792号等案件。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规定：“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依据公司章程中有关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向转让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外。”

从上述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是否适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态度有所转变，股份有限公司的理念是股份自由转让，即使暂未上市但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上市且股份自由转让。因此，对于非上市股份公司而言，即使公司章程规定了优先购买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司法倾向原则上也不予适用，只有在受让人明知公司章程有规定的情形下才能适用。

03

如何冻结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份

关于冻结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协助执行机关，此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由工商机关协助执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工商机关登记，工商机关可以就发起人的股份进行冻结，但部分省市的工商机关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非工商登记事项为由拒绝配合，比如（2016）苏执复14号、（2020）鲁执复111号等案件。

二是由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协助执行，多数省市建立了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对于已经在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托管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要求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协助冻结。

三是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协助执行，工商机关登记的公示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股份有限公司的协助执行显然不具备该项功能。

《股权强执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股权，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股权冻结自在公示系统公示时发生法律效力。”

然而，该规定能否适用于非上市股份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存在重大争议：

观点一：不以工商机关公示为生效要件

在《股权强执规定》实施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已有较多案例认为冻结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份不以工商机关公示为生效要件，比如（2020）最高法执监520号案件。

在《股权强执规定》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最高法执监209号案件中认为：

观点二：以工商机关公示为生效要件

观点二认为《股权强执规定》第一条明确“本规定所称股权，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未排除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因此冻结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份应以工商机关公示为生效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下）》⁶中认为：

冻结顺位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申请执行人能否优先受偿，是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强制执行中的核心问题。《股权强执规定》第六条将股权冻结的生效时点与公示系统公示挂钩，而非上市股份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又不在法定登记范围内，导致实务中关于冻结顺位的认定存在显著分歧，需要区分股东身份类型分别讨论。

对发起人股东而言：根据《股权强执规定》第六条规定，以公司登记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先办理公示的为在先冻结，该问题规则明确，争议较小。

对非发起人股东而言：结合上文对协助执行机关的讨论，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向股权所在公司送达生效顺序为基础，结合结合是否明知首封、轮候查封及续封情况综合判断，比如（2020）最高法执监520号、（2024）最高法执监209号案件。二是以公示系统公示时间为准，比如（2024）最高法执监316号案件。

鉴于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份冻结在协助执行机关、生效要件及顺位确定等方面存在前述争议，为最大限度保障冻结效力和申请执行人的优先受偿权，我们建议一是采取“双送达”模式，即同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送达协助冻结文书，以最大限度保障冻结效力。二是冻结前核实股东身份，注意通过股东名册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交叉验证股东身份及所持股份数量，避免用工商信息滞后或不实导致冻结错误。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