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往事
左坚卫
我当初选择法学专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当一名法官。好在现实是残酷的，它通常不会让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就终于没有当成法官。
虽然今生法官梦碎，但我认为命运之神是睿智而仁慈的，它及时发现了我狂躁的内心以及不配法官职位的德行和修养，让我大学本科毕业就去一所高校当了教师，坚决不让我手中掌握权力。
同时，为了不让我离法治实践太远，它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份职业，就是律师。
离第一次出庭参加刑事辩护已有27年，其间因为读书、进机关工作离开过几次，又回归。回首刑辩往事，能清楚地看到社会变迁、制度更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27年前，我第一次出庭为被告人辩护。那年我25岁，所以辩护失败了。
法庭设在乡村，既没有门卫，也没有安检，随便村民参加旁听。被告人是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因邻里纠纷，被控故意伤害罪。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去旁听了，邻里也去了不少。
记忆中那时的法庭调查只有检察官发问，没有律师发问环节，被告人被检察官步步紧逼，显得很狼狈。被告人父亲着急了，在旁听席上大声反驳公诉人，遭到主审法官训斥。被告人父亲大怒，在法庭内高喊“xxx”，法官要法警将其赶出法庭。
被告人父亲厉声喝道：“我喊的xxx，看谁敢赶我！”法官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停止驱赶，改为警告他不许再乱说话。
快30年过去了，如今，公民的主人公意识不进反退，法庭则大多已经戒备森严。公开审理越来越成了一句空话，自由旁听庭审几近消亡。
我们已经无法像30年前那样自由进入法院旁听法官断案了，我们似乎也没有兴趣去法庭旁听法官断案了。
我无意批评现在的法院戒备森严，毕竟严峻的安全形势摆在面前，不进行严格的安检后果显然更加严重。
相比法院戒备森严，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民众的失望和不满。
如果民众对法院不抱希望，就意味着他们对追求公平正义不抱希望。如果他们对公平正义不抱希望，就必定丧失行为的底线，进而胡作非为，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经常会有人去哄抢翻车后的货物，去盗掘古墓葬，去起哄闹事，去冲击政府部门，而丝毫没有羞耻心、负罪感。
柏拉图说，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
约翰•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社会不公正，必然不和谐，危险源就必定很多，需要安检的地方也就会很多。
21年前，应该是第二次全国性“严打”期间，我为一名盗窃摩托车的被告人辩护。
他属于一个盗窃团伙的骨干成员，参与盗窃多辆摩托车，价值数万元，面临被判处死刑的可怕结果。
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我为他剔除了两起他没有参与的盗窃事实。庭审结束，他向我表示感谢，这让我十分不知所措。
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被判处了死刑。他有一个才几岁的女儿。
20多年过去了，每次想到这个被告人，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在中国，还没有对无节制的功利主义刑罚观造成的严重负面后果进行系统的反思，这是需要补上的一课。
重刑威慑一直被视为传统法律文化中值得借鉴的治理经验，尤其是在乱世，对其作用更加迷信。然而，重刑威慑这种野蛮、残忍的治理手段容易毒害人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变得狭隘、暴戾，缺乏宽容心，这种心态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是不符的。它如果再与人性中意气用事的非理性一面结合起来，后果就更加可怕。
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同志在一次讲座中，曾经就此举例说明，谆谆教导法官们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性、客观的立场。
他说，有段时间，他一直骑自行车去单位上班。那时，自行车还是很值钱的，得两三个月的工资才买得起一辆自行车。有一天，他的自行车被偷了，给他上班带来很大的麻烦。当时他就在想，如果抓到了那个偷自行车的窃贼，一定要重判他！他以自己的心理活动为例提醒法官们，在断案时，个人感情很容易取代理智，是十分危险的，要警惕和防患这种现象。
个人情绪如果与重刑威慑的功利主义刑罚观相结合，就会让审判权变成脱缰野马，形成非理性的判决结果。
在一个阴冷的下午，我从看守所会见完一个死刑犯出来，步行到大路上后，经过一个卖寿衣花圈的小店。一副用白纸黑字写的挽联被扔弃在泥泞湿滑的路上。
月入东阁忆旧影，
雨打西窗话前生。
挽联的内容瞬间嵌入了我的大脑，从此再也无法忘记。我怀疑，这可能是哪个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家人在无限悲哀与恨意中，将本是送给他的挽联丢在了寒冷的风中。
现阶段我不是死刑废除论者，但我希望死刑越少越好，更希望催生死刑犯的土壤能够被尽可能的铲除。
20年前，我取得了一次毫无成就感的胜诉。一名小女孩，在一个公园里玩耍时，不幸落入池塘溺亡。公诉机关指控公园负责人犯玩忽职守罪。
那时，玩忽职守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符合该罪的主体要件。
我和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对案情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研究，用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尽到了提醒义务和监督义务，对事件的发生不存在过失。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然而，面对痛失爱女的受害人一家人，我们感觉不到任何辩护成功的喜悦。小女孩美丽可爱生命的消失，无疑是监护人与公园两方面的失职共同导致的，然而，无论将责任归咎于哪一方，都已经无济于事。
世上的很多问题，不是能够用输赢来解决的。我们应该在事情发生前，就基于责任感和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作出防范，因为有些事情无法在事后进行补救。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经常徘徊在贪婪与克制、公正与偏私、善良与邪恶之间，经历着选择和信仰危机。许多人为了满足欲望，最终选择了坠入贪婪与邪恶的深渊，酿成诸多灾难，害人害己。
面对挫败，有人归咎于体制，有人归咎于人性。在我看来，二者恐怕都难辞其咎。
只有那些自私自利、没有责任心和自我约束能力的人，才会将自己的过错完全怪罪于其所在的体制，声称是体制把他变成了贪婪冷血的人，却从来不怪罪自己。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是无药可救的，他们是没有教养的人，无论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这对我们很有提醒作用，我们需要学会辨别和远离这样的人。
在一起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中，尽管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把案情梳理得清清楚楚，把被告人有真实货物出口，根据法律规定有资格申请退税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政策根据详细在法庭上进行了质证和陈述，但是，审判人员还是基于惯性思维和保守立场，对被告人顶格判处了无期徒刑。
从结果看，这是一次令人沮丧、充满挫败感的刑事辩护，然而，却获得了被告人的理解和认可，甚至获得了法官变相的肯定。
由于担心各被告人听了我的法庭辩护后，都觉得自己很冤，审判长甚至提醒被告人和旁听群众，不要被律师的辩护迷惑，要深刻认识到被告人行为的真正性质。
从刑辩律师的角度看，这样的辩护效果是值得欣慰的。类似这样最终裁判结果与法庭辩护效果大相径庭的案件，提醒我们“没有公正的法官，就不会有真正的刑辩律师。”
在从事刑辩工作和刑事实务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个企业，一名企业家，在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为政商关系恶化，或者卷入某个事件，受到莫须有的刑事追诉。
最后，企业垮了，企业家锒铛入狱。
这些看似偶然的个案，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民营企业恶劣的生存环境。在这些事件中，本应胜利的，包括法院、法庭、法官、检察院、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企业，全都失败了，因为法治被践踏了；唯一的胜利者，恰恰是本应失败的肆虐的权力。
这类案件不但直接破坏法治，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间接损害结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安全感降低，投资萎缩甚至停止，以及大规模的向海外转移资产。
这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全局性的，通过控制资产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这种伤害。
刑辩律师曾经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形象示人，现在很少有人这么评价了。现在的刑辩律师已经无需再有担当道义的铁肩，以及生花的绝妙手笔。
与此相适应，律师的社会地位与口碑也趋于复杂混乱。作为刑辩律师，该何去何从？对此，刑辩律师自己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刑事辩护是一项对心理、生理均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它要求辩护人具有足够的精力和体能，在各种绝望和失落中，以平和的心态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它要求辩护人直面人间百态，人情冷暖，却不动声色。
专业与敬业，热情与理智，都不可缺。如果不具备上述能力，就不适合做一名刑辩律师。
